新年伊始，万象更新。 展望2012年的上海，一句话简以概之：用破釜沉舟的决心推进科学发展。 这不仅是下定决心、义无反顾，把握好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坚持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总方针；也是保持冷静、直面现实，清醒地看到激烈的国际竞争和自身发展瓶颈给我们带来的严峻挑战；更是身怀使命、昂扬向上，紧紧抓住深化增值税改革等重大历史机遇，推进上海发展的新跨越。 从上海实际出发，新的一年，新的突破。 新闻视点特邀专家 权衡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胡晓鹏 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共同直面“转型之痛” 今年经济发展将受三大因素约束 新闻视点：九届上海市委十七次全会上指出，推进科学发展要有“破釜沉舟、义无反顾的决心和勇气”，这句话如何理解？ 权衡：我十分认同这句话，今年每位上海市民都应做好这个准备，共同直面“转型之痛”，对经济形势尤其是增长速度要有清醒的认识。 我们要看到，相比过去依赖大规模投入劳动力、土地等传统要素发展经济的模式，现在上海经济产业结构的要求和环境都完全不一样了。今年的上海经济发展将受到三大因素约束：第一，外部经济不景气，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对外向型程度较高的上海经济势必有影响；第二，内部的结构转型和调整也会影响经济发展，依据国际经验，在经济结构调整或转型的时期，之前的高速增长将有所回落；第三，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其所依赖的投入要素的数量和质量结构都与工业化时期特别是制造业发展不同，例如服务经济的发展需要较好的人力资本、技术创新等为支撑，但是在人力和技术创新方面的投入，不可能像传统产业那样立竿见影，由此，经济增长速度往往在一定时期内也会放慢。 新闻视点：也就是说，对未来上海经济转型面临的困难和挑战要有充分的预计？ 胡晓鹏：转型不易，决心和勇气之外，信心也很重要。如何成功转型，既是个尖锐的理论命题，也是必须及时解答的现实问题。在今天的上海，土地、劳动力等早已不再具备继续利用的可能，商务成本的不断攀高使上海既有的发展模式逐渐走向了历史尽头。上海的经济发展必须减少对重化工业的依赖、对投资拉动的依赖、对房地产发展的依赖、对加工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依赖。尽管上海经济发展新的动力尚在形成之中，也受到诸多条件的制约，比如服务业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难以迅速完善，也无法立即带来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但应该说，上海前几年的实践和努力，已经在转型发展上积累了一定经验和底气，比如重化工在全市工业比重持续下跌，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逐年提高，只要全市人民形成共识，咬紧牙关，鼓足干劲，就能实现上海在发展之路上的再一次新跨越。 耐住寂寞“培育环境” 最终目标是提升城市功能，汇聚全球要素 新闻视点：2011年是实施“十二五”规划的第一年。2012年如何在过去一年的基础上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尤其是发挥好上海开放的优势，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创新、促发展”？ 权衡：我们对“开放”要有新的认识。如果说过去的30年，开放主要体现在全球优质资源“走进来”，那未来则要努力“走出去”，上海的一些企业已有所尝试，但“走出去”不只是简单的对外投资，还在于有战略意识的国际化经营；同时，要加强对内开放，引进符合上海产业结构调整、有利于推动上海转型发展的人才和企业，特别是在高新科技研发、品牌营销等领域，这一方面尤其要重视对中小企业的引进和培育，民营中小企业不仅是提升城市自主创新能力的生力军，而且最具有竞争活力，是解决就业、推动增长的重要渠道。 当然，政府也要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尤其是增强对中低收入群体各项保障的投入，减少经济增速放缓的影响。 新闻视点：在转型过程中，政府的角色与职能会面临哪些转变？ 权衡：建设服务型政府是改革的重要方向。政府应减少在微观经济方面的干预，但在宏观政策方面要研究如何加强产业引导性。这方面可借鉴国外的具体经验，比如上世纪90年代初芬兰政府提出了“培育高技术产业”、“重视教育”以及“政府、企业和大学的战略合作”这三大政策之后，走出了一条科技创新带动经济发展的成功之路；印度政府在上世纪90年代推出灵活政策，让海外印度人才在知识产权保护、医疗等方面享有“本土公民待遇”，从而极大促进了海外印度人才的回流，为印度注入了创新的活力和经验。 上海的最终发展目标是城市功能的提升、服务功能的完善，服务做到位了，全球核心要素就会自然汇聚。 胡晓鹏：无论是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还是建设人才高地，都有其成长发展规律。短短两三年内就要求看到显著成果，这恐怕不大现实。因此，先要耐得住寂寞，投入几年时间培育良好的环境。对于许多跨国企业和国内高端企业来说，今后吸引它们落户的，就是环境，包括较好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 增值税改革“重大机遇” 做大服务业规模，更要提升结构能级 新闻视点：增值税扩围改革试点，是上海在2012年的重大机遇，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胡晓鹏：从2012年1月1日起，上海在交通运输业和包括研发及技术服务、信息技术服务、文化创意服务、物流辅助服务、有形动产租赁服务、鉴证咨询服务等部分现代服务业，率先实行增值税扩围改革试点。此前，国家针对服务业的营业税是按营业收入全额征税，而针对工商业征收的增值税是按产品销售额扣除外购原材料和设备价值的增值额征税，因此这项改革试点对于很多原本有“全额征收，重复征税”等税制问题的服务业企业是个重大利好，有利于促进服务业发展，促进产业机构软化。 权衡：上海率先深化增值税改革，对进一步释放服务业的发展能量确实有很大帮助。然而，仅仅这一项举措，恐怕还不足以优化经济结构，还应该有后续政策和监管问题。 胡晓鹏：不可否认，税负减轻必然将推动上海的服务业做大规模，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服务业结构能级的提升。从上海服务业发展的态势来看，服务业占gdp比重不断上升，已经超过60%，其中以生产性为主的现代服务业占服务业比重超过70%。但仅以手机维修业为例，在上海数千家的维修服务企业中，服务内容基本是相似的，几乎都是更换零部件、检测等低端服务内容，至今尚未出现一家以部件配送、技术标准制定、价格发布为核心服务内容的高端维修企业。这种案例同样存在于汽车维修服务行业。 我们知道，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的真正转变，不仅仅意味着服务业的规模提升，更在于服务业的结构能级提升。在实践中，要防止产生类似于工业的产能过剩问题。因此，增值税扩围改革试点后，还需要在服务业能级提升方面继续配套跟进政策，考虑怎样加快促进低端依附型服务业转向高端自控型服务业、加速制造业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转向高技术服务业。 抛得失探讨“大胆命题” 应思考在“微笑曲线”上的位置 新闻视点：综上可见，推进创新驱动、转型发展，需要“逐个突破体制机制等障碍的坚韧毅力”，否则不可能成功。 权衡：说到这里，我想提一个“中等收入陷阱”的命题。在经济学界，有人认为这是个伪命题，但我认为这是个真命题，就是说当发展经历中等收入水平和阶段，特别是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如果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就会导致新的增长动力不足，出现经济停滞徘徊。 这个命题适用于中国，也适用于上海。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过去近20年中经济年均增长9.6%，人均gdp从1995年的600美元跃升到2010年约4000美元，已经从低收入国家进入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行列。而上海，人均gdp近年就已突破1万美元。怎样才能进入更高的收入水平和发展新阶段？这是一个带有挑战性的重大问题，也是一个涉及到价值链分工的问题。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微笑曲线”上仍然处于中低端的位置，分得的利润仍旧基于低廉的劳动力、资源和环境成本。但中国各地的发展情况并不均衡，而上海，已经具备一定的科研创新能力和人才等优势，我们是否可以探讨这个议题：上海未来能否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定位方面实现引导性的突破？ 胡晓鹏：构建国家价值链（nvc）从被锁定的全球价值链低端突围，这在理论界也是一个大胆的命题。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上海在“微笑曲线”上如何定位？我想可否先从长三角一体化中摸索道路？作为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上海的现代服务业不应仅仅体现在服务于上海的能力，还应该表现为服务长三角、服务全国的能力。要切实提高这种能力，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战略基点和实施方略就不应该仅仅追求上海地区内的共生能力，还应当与周边区域形成良好的服务业共生关系。放眼国际，纽约、伦敦、东京等城市的现代服务业，无不是通过对城市周边、所在国乃至邻近国家提供服务，才发展成为国际性经济中心城市。 权衡：长三角各地区都正在探寻新的增长动力，降速之后“调”出的空间，可以逐步转化为新一轮发展中的先发优势。我希望，推动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要素市场一体化、交通一体化、制度规则的一体化，这些都能在今年有实质性的突破动作，这是上海发展的新空间和新动力之一。 |
